刘 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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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“电子乌托邦”正解

——从马克思唯物主义看传播技术的社会影响

对于传播技术改进带来的社会影响，乐观主义者认为新的传播技术必将会把人类带入一个高度自由、民主和平等的理想社会，其中，以麦克卢汉，杜威、帕克和米德最为代表。而反对者则认为，传播技术并不能带来和平民主，因为技术只是一种手段，关键取决于使用的人。当前社会，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占大多数，于是，乐观主义者被称为“电子乌托邦”加以批判。

小米加步枪固然可能打败金枪钢炮（这里不能忽略当时的国际因素），但手无寸铁的伊拉克人民和全副武装的美国大兵相比，殊胜殊败？技术的作用，就好像武器，究竟作用如何，影响如何，只有结果能判断。

大众报的萌芽和发展，使知识和信息的普及，空前繁盛。封建制度下少数人垄断信息的局面，被逐步打破。相对于以往封闭的信息，单向的传播，大众报由于传播了大量社会信息，引起人们讨论，更在一定程度上，将民众意见带上历史舞台，给社会和政治带来了一定的民主，缩小了知沟。工具在社会进步中所起的作用，功不可没。

而且，工具对社会民主的推动，往往是起主动，主导的作用，这点，从马克思唯物主义，更加可以得到证实。唯物主义认为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。传播技术属于生产力，就决定了与传播有关的生产关系。大众报的出现，首先改变了传播数量和传播方式。大众的思想受到冲击，于是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反应。上层建筑在多数情况下，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统治地位，不愿意削减自己的权力，于是对新媒介带来的冲击，常常产生恐惧往往采取否认，抵制，限制的态度和手段。比如制定严格的法律，操纵传播工具，限制信息传播等等。而大众在看到民主的可能性后，也竭力争取，以使自己的利益合法化。两者在博弈中不断进退，从历史长河可以看到，博弈的结果，依然是上层建筑出让一部分利益，所以我们看到，人类历史的进程，必将是越来越民主。而无论是上层建筑的“限制”还是民众的“反限制”，都是在传播工具改进后，所做出的反应，是在被动之下的争取主动。从近几年社会的民主现状和进程来看，为什么民众处于相对主动，另一方处于相对被动？这正是因为，工具的改进，契合了民众发出呼声和民主要求的愿望，这种主动，是工具自然赋予的，而另一方，则是工具改进的损害方，他们只能在被动状态下争取主动，但是后者的主动，是不能改变历史的大进程的。

然而，这里涉及另一个问题：即工具掌握在谁的手里？传播工具作用再大，一旦被少数人操纵在手里，依然变成维护小部分人利益的工具。比如报业，当年经历了一段民主，然而在全民狂欢之后，接踵而来的是更严厉的管制。而当前的网络，则是既报纸之后的有一次狂欢，而且这次，气势更强大，冲击力更强。只要你有一部电脑，一条线，就能在网上发出自己的声音。网络传播不仅费用低，时效快，而且技术含量，远远没有在报纸发篇文章那么难。况且随着教育的普及，越来越多的公民掌握了基本的文字操作能力，上网成了一件简易的事情。所以，再次想把网络操纵在少数人手中，已是不可能的事。即使制定法律，实现网络监管，面对海量的信息和民主意识的迸发，阻挡只能带来更大的反抗。网络上舆情越激烈，恰是现实生活中管制越严厉的表现。所以，政府实行有效的舆论疏导而不是禁止言论，同时出让一部分权力来缓和矛盾，才是明智之道。

如此想来，为什么大部分却对“电子乌托邦”持坚决的否定态度？笔者认为，持否定态度者，大概可分为三类人，第一类：为维护当前统治秩序的上层建筑，对传播技术的改进感到恐惧与担忧，所以加以否定并歪曲其功能，试图麻痹大众。第二类：曾经对传播工具寄予厚望，但遭到管制后，失去信心，开始怀疑工具的能力，于是持消极的否定态度。这类人也常常是政治冷漠者，即后期犬儒主义者。第三类则是很少深入思考此问题，犯了逻辑上的错误，混淆了非“必然”与“不可能”的区别，我们固然不是简单思维，认为电子技术必将带来自由民主的社会，但也不能简单否认变成不可能，从而产生消极的想法。这不是是非问题，而是可能性大小的问题，在权衡之下，我们可以坚定认为，可能性是远远大于不可能性的，因为这只是时间问题，而且民主改革，已是刻不容缓。07年几件大的新闻事件：厦门PX事件，重庆钉子户事件，黑砖窑事件，无不都是在网络的推动下，最终得以完满解决的。这些事情的解决，也进一步促进了政府的信息公开，进一步将公民合法权益提上议程。在中国民主的进程中，这些事件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而网络，也功不可没。所以，我们思考的重点不在于技术改进可不可能带来民主，而在于当前情况下，为什么不能实现民主？是什么力量在阻挠民主的发展？当年毛泽东同志在回答黄培炎“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”时,说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,那就是民主。 这样的话，不能不让我们深思，不能不让一些贪官污吏，专断霸道的人反思。

对于网络对我们民主的推进，既要充分肯定，又要坚定信念。